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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泰壹评传》或全泰壹日记的韩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摘要:与富士康工人的自杀性抗争不同,全泰壹的抗争,是一种在尝试了其他改善劳工处境的方法失败之后的自觉抗争。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死亡,来触动工友、当局以及知识界。全泰壹的自焚式抗争之所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这种抗争成为引爆历史发生结构性转型的转折点,成为韩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全泰壹的觉醒,是一个时代工人觉醒的标志。全泰壹的觉醒、抗争,折射的是整个时代的韩国工人的历史性觉醒与阶级行动的萌生。他通过自焚的方式,来对这个漠视工人权利与权益、压制工人运动的社会进行控诉;他希望自己的死成为一滴朝露,成为汇集韩国工人历史命运改变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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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关注劳工命运、从事劳工研究的中国社会学者而言,对那些不仅能够仰望星空同时也能够毅然走进工地、工棚和工厂的大学生而言,对众多为自身权益和所在群体的历史命运而思考、抗争的许多劳工而言,“工人圣徒”全泰壹,并非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和很多人一样,笔者知道全泰壹的名字、了解他的事迹,主要是通过阅读《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一书。在这本书中,具海根教授简要回顾了全泰壹的抗争历程;同时,对他的自焚行动及其社会效应,予以了高度评价:

从很多方面看,全泰壹的自焚标志着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开始。它在千百万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种子。同时,到全泰壹自焚的那一刻为止,韩国还没有一种神圣的象征和受到推崇的传统,可以用来启示和动员工人努力争取达到集体目标。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全泰壹的自焚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强大的象征。这一事件还表明:快速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所产生的产业关系问题,开始不再被隐藏在产业领域,而是开始成为容易导致紧张和社会冲突的起因。产业工人已经迈进到成为韩国社会斗争和社会改造的一支关键力量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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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阅读过《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或全泰壹日记的韩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对全泰壹生前写在日记本上的那句话——“可惜我生前没有认识一个大学生”,感到极大的震撼和内疚。在泰壹去世之后,他的母亲、工友们,以及韩国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开始走出大学、教堂,为劳工的权利鼓与呼;很多大学生甚至以假工人的身份,到工厂里去做工,联络并启发劳工的意识,从事劳工事业,为韩国劳工的各种权利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譬如,生于1960年的金镇淑在自己的回忆录《盐花树》中,这样描写自己读《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后的感受:

我流着眼泪,第一次对自己感到羞愧。这羞愧不因为任何人,只因为我自己。读着书,我禁不住泪如泉涌。……我不再为自己和打工妹们一样而感到羞愧和耻辱。我想到我们应该同生死共命运。只有自己改变了,他们才能改变;他们脚下的土地变了,我脚下的土地才会改变。我第一次想到,人类应该是一个高贵的存在。

金镇淑是一个因阅读《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而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人。2010年,她站在釜山造船厂韩进重工高空起重机上,整整309天的时间里,她一个人坚持抗议示威,要求恢复被解雇工人的职位。这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行动得到了全国数百万市民的支持,继而发展成为2011年“希望巴士”事件。因为金镇淑的行动,韩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又一次被改写。

全泰壹之所以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学生朋友,是因为他曾经寄希望于“依法维权”。阅读《劳动基准法》(后来在自焚时,他象征性烧掉了这本曾经寄托着无尽希望的书),对于只有不到初中文化程度的泰壹而言,确乎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正是在那个时候,泰壹开始希望能够有一位大学生朋友。他生前常常对自己的朋友说:“要是我们有一位大学生朋友,他能够教我们如何发动示威活动,这样是不是对我们有帮助呢?”这句普通而朴素的内心话,深深触动了当时争取民主的韩国大学生。正如具海根所指出,全泰壹的自焚,给韩国社会各界带来了一股冲击波。它唤醒了知识界,使知识界注意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黑暗面,注意到经济奇迹的背后正在遭受苦难的千百万工人的问题。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全泰壹自焚这一事件,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契机。他们开始意识到劳工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必须扩大其政治斗争范围,将经济公平问题与劳工的民主纳入到抗争的议程中来。韩国民主化运动纪念事业会的朴炯奎也指出:“全泰壹的抗争与牺牲,直接引导着韩国人民去认识这样一个事实:劳动关系的民主化,是整个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内在组成部分。”可以说,全泰壹的惨烈去世,在劳工斗争与学生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之间,建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桥梁。从此,韩国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民主运动走到了一起,汇集成推动韩国社会民主转型的滔滔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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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于各种不难理解的原因,中国读者对全泰壹的人生历程,尤其是其激烈抗争背后的心路历程与思想斗争,包括全泰壹的精神遗产以及他去世之后韩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轨迹与劳工的历史命运,依然知之甚少。并且,笔者相信,很多读者在读完《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之后,多多少少会产生各种疑问:第一,全泰壹的觉醒与抗争,究竟是单个工人的觉悟与抗争,还是一个时代的工人的觉悟与抗争?这种觉悟与抗争,何以汇集成产业工人阶级推动韩国社会变革与民主转型的浪潮?第二,全泰壹的哲学、他的觉醒与抗争历程,包括他从事劳工运动事业的种种经历与心路历程,他所深入思考的众多关于韩国劳工命运的深层次问题,是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视作世界劳工运动史在全泰壹身上的重演?这种类似于生物“重演律”的劳工抗争,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的劳工集体行动具有什么启示?第三,为什么全泰壹的事迹和哲学,能够转化为韩国工人阶级团结与行动动员的一笔巨大的文化资源,转变成工人阶级汲取精神力量的不竭源泉?换言之,为何全泰壹的抗争,能够成为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为何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劳工抗争尽管同样惨烈,却面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的命运?第四,作为一名普通工人的全泰壹,和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何以能够改变历史并推动社会的变革?尤其是,在世界劳工运动史上,为何某些劳工抗争的事件,能够成为社会转型与历史演化的关键点与分岔点,而某些事件则不然,反而演变不断促成体制“内卷化”的因素乃至沦为转瞬即逝、死水微澜般的朵朵浪花?也就是说,某国不同历史阶段中的政治机会机构,对劳工事件的历史作用与效应,会发生什么样的制约作用?

……

坦率地说,笔者和读者之所以会隐隐察觉并提出上述问题,是因为反观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劳工抗争事件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转型期的中国盛产各类群体性事件,包括劳工群体性事件。并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习如何应对各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各级领导研修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技术的热门课和必修课。在整个社会的治理技术日益精细化、精确化的同时,无论是张海超的“开胸验肺”,抑或“打工者中心”负责人黄庆南的被砍事件,无论是富士康工人连环跳楼自杀,抑或是新闻媒体曾经热衷进行选择性报道的各类农民工“爬塔吊”讨薪事件,都没有产生像全泰壹自焚那样的触动社会各界的结构转型效应与历史效应。或者用汤普森的话来讲,这些“劳工事件”不过是“没有阶级的阶级抗争”或者没有“阶级组织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成为引发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并没有构成激发体制变革与体制反思的历史契机。相反,众多劳工事件的当事人,要么成为在各类“铜墙铁壁”面前头破血流的悲剧性人物,要么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他们的事迹和抗争,被不断滋生的更多的类似事件所淹没和遮蔽,被普通民众所遗忘和漠视。有时,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对这些“事件”的成功应对与娴熟处理,甚至让治理者们产生一种错觉和虚幻的自信,似乎仅仅凭借缺乏结构性变革的技术治理手段,就能够消弭劳资等社会基本矛盾。这种奢望通过技术手段的事件应对,和古人在不懂天文学知识的情况下,通过敲锣打鼓等仪式,来消除因天狗吃月亮而引发的惶恐与不安一样。此外,那些津津乐道于农民工社会融合、社会资本等论题的社会学界同仁,也很少关注触发并参与这些事件的行动者的所思所想,去深入思考激发并不断再生产上述事件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机制背后的种种问题,去反思存在于劳工抗争背后的历史事件、主体行动与结构变革之间的关系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个稍显沉闷和压抑的年代,我于2011年暑期,参加了潘毅、沈原、郭于华等教授在广东崖口村举办的“关爱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与实践讲习班”。当时,大约是在讲习班的某次讨论之余,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王清老师,向我引介了《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并将英语版的书籍邮发给我。在一口气阅读了传记后,内心很久都不能平静,于是,决心将这本书尽快翻译出来。这不仅是因为感佩于书中主人公的抗争精神与觉醒的历程,更因为感怀于当下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所面临的各种制度与体制环境。相信本传记中的许多细节和论述,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触动那些关注当下中国的劳工命运乃至国家命运的读者的心灵。对我而言,促使自己下定决心将这本传记翻译为中文的内在动力,应该是全泰壹去世后,在天主教—新教联合召开的追悼会上教士金载中所说的一段话:“我们这些基督徒来到这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全泰壹的去世而悲伤,而是为韩国教会的冷漠和虚伪而哀悼。”这种深刻的反思,让我这样一个有两个妹妹在华南打工、自诩研究劳工问题的准知识分子,感到汗颜与羞愧。或许,将《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翻译为中文,能够稍微舒缓一下自己的这种心境。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原教授曾经指出,在中国社会学界,存在着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

人们在形成阶级分层的时代去研究职业分层,在频频发生社会冲突的时代去研究稳定结构;在制度变迁的时代去讨论“微小实践”;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强调“价值中立”。这样一来,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变形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

沈教授的这段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或许,在面对工人阶级的苦难时,有人会以历史的必然来作为托辞或遮羞布。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劳工的处境其实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毕竟,相对于此前的农奴或者小农的生存状态而言,从农民转变为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并未发生类似“羊吃人”引发的流离失所现象,并没有产生诸如印度的贫民窟。就像纪录片《中国正蓝》中的那些国外采购商面对在堆积如山的牛仔裤中劳作的打工妹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一样。但是,这些人或许缺乏历史的想象力。在他们的视野中,工人阶级的力量仅限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没有勇气去面对劳工作为历史变革主体的事实,似乎劳工的视野和行动,仅限于工厂或者永远限于工厂里的加班与那点工资,而不会上升到劳工政治的层面。面对这样的境况,或许,我们需要抛却个人关于新工人阶级形成的种种苍白的道德评价,抛开知识分子特有的脆弱的良心自责,反思并质问:研究劳工问题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们,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进程当中,在这个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这个阶级话语消失的时代,应该借助什么样的历史透镜,来面对劳工阶级形成的社会现实与历史前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角色、采取何种行动,来参与这一历史巨变?倘若我们缺乏应有的担当和行动,后来者又将对我们作出何种历史评价?

在《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中,赵英来这样评论道:

泰壹鄙视这些家伙,他们在“五一”劳动节的庆典大会上,将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归功于工人们的贡献,与此同时,却采取各种压制性的措施,来阻止劳工运动;他们宣称,经济的繁荣应该优于工人的福利。其后,在写给总统的信中,泰壹列举了工人们所面临的糟糕处境,他这样抗议道:“难道这就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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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到赵英来的这段评论时,我不由想起2009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亚军的四名中国女工。正是这些女工和千千万万的打工者和劳动者,挺起中国的脊梁,奠定了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的基本骨架。

美高梅 ,历史学家认为,相同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往往会引发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乃至“历史的重演”。全泰壹的哲学、他的觉醒历程与抗争,包括韩国劳工运动对于社会转型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对于中国正在形成的新工人阶级而言,意味着什么?笔者以为,全泰壹从一名裁剪工到以死抗争的抗争历程,全泰壹的哲学、他的传记、影片等,至少能够成为表达劳工声音的一种文化资源,成为反观当代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命运的一面镜子;全泰壹以及世界劳工运动史上的所有那些不朽的灵魂,构成了普通工人与劳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一个不竭的源泉,构成了劳工直面社会现实、思考自身命运与社会进步之间关系的一扇窗口。同时,对于体制内外的各级部门与社会组织而言(尤其是从事招商引资可能因为财政和利润率危机而与资本结盟的地方政府,以及其工作和国家合法性息息相关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工会部门)来说,对于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初生的“有机知识分子”来说,这本传记都构成了一种批判、一种揭露和一种反讽。正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觉醒的普通工人,也会发育出自己的哲学并用这种哲学指导的主体行动,来推动社会和历史的结构性转变。全泰壹的抗争及其哲学,其最为伟大的地方正在于,它已经通过广大韩国人民的斗争实践,转化为改造现实的力量。全泰壹的自焚抗争和他的哲学,并非是无力的消极抗争和高悬庙堂的空谈哲学。这种抗争,绝非有关部门所能够自豪地成功加以应对的各类“事件”(相反,有关部门应该以未能尽快消除这些事件产生的结构性环境和条件感到羞耻);这种哲学,也绝非受主流意识形态操控和摆布的犬儒哲学,而是推动历史进步和社会逐步发生结构性转变的精神力量源泉。

全泰壹的抗争之路,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的转变过程。在对和平市场的劳工问题感兴趣之后,他尝试运用四种方法来采取行动:首先,他努力工作并学习裁剪手艺,希望在成为一名裁剪工后能够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帮助那些年轻的工友。这是一种好心人的办法。但这种办法被证明是不受雇主欢迎的;第二种方法,是对和平市场的劳工状况进行调查并向劳工部呼吁,要求当局确保《劳动基准法》得到执行;第三种方法,是幻想创建一家遵守《劳动基准法》的模范企业;第四种方法,是发动游行示威活动、进行抗争,来反抗那些压制改善工人状况的压迫力量。值得关注的是,在全泰壹所有梦想破灭之前(读大学改变自身命运、当上裁剪工为工友谋利益、向劳工部门请愿与呼吁、创建一家模范企业),他曾经对当时的社会及其制度安排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劳动基准法》的勤奋学习和应用上。但是,在经历了“问卷调查事件”之后,在经历了徒劳的请愿以及夭折的示威游行活动之后,全泰壹开始逐渐洞察到这个社会体制的虚伪之处,理解到劳工问题的根本改善,绝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和平市场的劳工命运,与整个的社会是分不开的;因此,社会不公的根源,要比他所想象的,要深刻得多。”全泰壹深刻体会并感受到,自己所面临和抗争的社会的“铜墙铁壁”,是多么厚重和厚实、严酷和冰冷。由于亲身体会并直面着劳工的艰难处境,由于洞悉到这一社会体制与环境的虚伪(用郭于华教授的话来讲,就是精巧设计的“不作为”和装模作样的“不正经”),由于从小就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泰壹去世后,有人说是李小仙害死了自己的儿子,因为她很小就将其带到教堂,让儿子产生了救世主情结和献身情结),全泰壹最后选择了自焚抗争的道路。可以说,在当时的环境下对泰壹而言,这是很艰难,同时也很自然和自觉的一种必然选择。

不过,与富士康工人的自杀性抗争不同,全泰壹的抗争,是一种在尝试了其他改善劳工处境的方法失败之后的自觉抗争。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死亡,来触动工友、当局以及知识界。全泰壹的自焚式抗争之所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这种抗争成为引爆历史发生结构性转型的转折点,成为韩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全泰壹的觉醒,是一个时代工人觉醒的标志。全泰壹的觉醒、抗争,折射的是整个时代的韩国工人的历史性觉醒与阶级行动的萌生。他通过自焚的方式,来对这个漠视工人权利与权益、压制工人运动的社会进行控诉;他希望自己的死成为一滴朝露,成为汇集韩国工人历史命运改变的浪潮。

同样,富士康的工人自杀性抗争,也引发了知识界一部分学者的震动与反思,同时,促使一些学生投身到劳工境况的改善事业中;富士康工人的抗争和2010年以来的劳工集体行动一起,引发地方工会乃至全国总工会的变革,带来了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但是,这些抗争事件似乎并未引发劳动体制的结构性变革;16中国劳工总体处境的根本改善,依然任重道远。富士康工友的死亡,就像浊浪滔天中的十几朵美丽的浪花,转瞬即逝,消失在资本西进的喧嚣声中。17资本通过“流动”的调整策略,通过布置“天罗地网”和建设各类“员工关爱中心”,来应对富士康工人的自杀;媒体也将这些事件,建构为个人的心理问题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问题。在这里,个人的苦难不再被视作是社会结构引发的苦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工人的自杀性抗争,似乎成为媒体狂欢的载体。概言之,强资本、强政府以及弱劳工的现实,地方政府对资本和财政收入的渴求,经济发展建立在劳工的非公民待遇基础之上的现实(所谓“新苏州人”、“新昆山人”等说法,往往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宣传以及对劳工加以精英式吸纳的权宜之计,甚至构成了让新的社会排斥门槛合法化的手段),都还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中国,从一个工人的觉醒与抗争,到整个时代工人与民众的觉醒与抗争,似乎注定要经历更为曲折和漫长的道路。而这本《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中文版的推出,或许能够成为一种促使更多的人了解、理解劳工问题的触媒,一本见证这一曲折和漫长道路的书籍。至少,它能够启示广大工友和民众,能够自觉地为自己和所在群体的利益而发声和抗争。

全泰壹的自焚,让当时的大学生和知识界认识到自身命运、工人命运以及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从此,韩国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民主运动,走到了一起。反观当下的中国,随着无产阶级化进程的加剧,大学生已然开始“沦为”农民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郑广怀老师深刻指出:从体制的角度和这个社会运行的逻辑来讲,“我们都是农民工”。18因此,农民工的命运,即那些已然成为农民工的大学生的命运。这里的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是:全泰壹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得到知识分子的帮助。但当下的中国知识界,更多地是面临被市场和体制所收买和驯化的诱惑与考验。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知识界能否并该如何承担改善劳工处境、为劳工发声、为国家建构符合历史潮流的劳工政策与体制的重任呢?或许,这本《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能够让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以及工人中的先知先觉者,产生某些触动甚或是震动。在极为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人权律师赵英来为全泰壹作传,为工人阶级保留一份文化资源而努力,颇具中国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无畏勇气。受其鼓舞,至少,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可以拿起纸和笔,走进工厂和劳工抗争的第一现场,为底层劳工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不是“他们的历史”,尽一份力,毕竟“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如此,到了那样一个历史时刻——就像加拿大总理哈珀在2005年对当年的华工后裔们正式致歉的那一刻——当新生的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当工人阶级开始自豪地面对自己开创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的知识界,或许会少一份羞愧与汗颜,多一份笃定与自豪。

某劳工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在阅读《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中译稿后,告诉笔者:这部传记最触动他内心的地方,是他曾经和全泰壹一样,有过自杀的念头;并且,他也曾有着和全泰壹同样伟大的幻想——希望能够买彩票中500万元,为工友建立一个沟通和交流的俱乐部。我想,他之所以具有与全泰壹惊人相似的心路历程和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是因为历史的高度同构。当下的中国劳工,在一定程度上正面临着和当时全泰壹同样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环境。就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高度同构而言,就威权体制自身的转型阶段以及有关部门对待劳工的态度而言,就“历史重演”的角度而言,就劳工的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崛起的表现形式和面临的困境而言,中国社会正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全泰壹这一数量庞大的劳工群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全泰壹”。而不同的是,由于缺乏工人阶级利益表达的制度空间与制度落实的力量,由于缺乏劳工团结的文化资源与象征符号,由于中国工业化的幅员之广阔,由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遗产,中国新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显得更为漫长和充满反复;或许,它作为阶级形成的力量展现,所面临的社会的“铜墙铁壁”,其严酷和恶劣程度,在某些方面要甚于当时的韩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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